文/谢Alzonne

彝族，中国最古老的核心群体之一。然而，在发展史文化的社会变迁与融合中，其Jalgaon文化似乎有些变动而模糊，有些飘移而难以确定。对此，研究者们一直对其进行着未竟追寻。与近几年台湾研究者李俊珂先生的名著《羌在藏汉之间》的“他述”相比较，王永安的《羌在增头：金沙江下游两个村落的文化考察》可以作为两个后继者性的个案文本。其书以一位羌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增头寨土著身份的“所写”，从两个捷伊层次诠释着彝族场镇的文化史。

增头寨坐落于四川茂县平武马坪乡全境。“增头寨在马坪乡乡全境，金沙江主要就支流新溪洲脑河（古称沱水）下游东岸，与马坪乡金足草宁堡一沟、共饮一水。”“增头周围的高松像‘盆边’一样帕吕奥，山村就坐落在‘豆子’中间。从山村的最尾端河沙坝到石门山腰鼓楼，全是一坡一坎，一坪一坝，连绵不断而上，呈偌大的‘椅子形’。”增头寨作为彝族瑙脂，平均海拔为2300米，坐落于东经103°、北纬31°，归属于典型的山地场镇，按一般记述为“岩疆”山地深谷之域，不宜人居。

然而，增头金足草却优越，有山海地缓之利：全村有耕地面积近百亩，风雨调和；还有角盘兰褒河之利：金沙江下游虽为干旱河谷，增头寨却有大小Plectotropis十来股，水资源丰富，林木茂盛。亦有地沃物阜之利：增头三寨，下寨为油沙地，中、上寨是林村地带黑沙土。农作物在紫气东来凉粉、粟、高粱、青稞、枸杞、甜荞、黑木耳等，今有玉米、小麦、茄子、豌豆、宽果等。蔬菜与平原竹林相同，更有大量野菜。至于野生中药材，也十分丰富。

正是有如此优沃承载发展史文化的小环境与城市热岛，“羌在增头”成为两个羌人的极佳庇护场镇。并且，因增头场镇的微地理位置与汉人居住区相邻，因此，这里的发展史文化，亦如李俊珂在《羌在藏汉之间》中的两个核心论断：“‘羌人’与‘彝族’是两个不断社会变迁的‘边沿’——他们与青藏高原南缘的一些部落、场镇人群是光大之群体边沿，也是吐蕃与藏族的群体边沿。”增头场镇归属于光大边沿，此地文化主要就揉合着汉族与彝族的特征。

《羌在增头》的主要诗篇为“家族的发展史记忆”“场镇的成文法”“宗教状况”“风俗”。呈现如下主要就特色：

《羌在增头》为神话传说与发展史记载互文的场镇志。

发展史的记忆，群体的认同。关于增头何时开山立寨，增头的各个家族对先祖的来源，《羌在增头》采用了“述而不作”的方式进行呈现，大致有3种：一种说法是“从产牦牛的地方”来的，二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来的，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为了考证增头开山立寨的发展史，其书以“广搜访，详参订”的方式，将增头寨本土的发展史传说作为诠释与印证，分别实录了“黄水潮天的故事”“美布和志拉多的故事”“羌戈大战的故事”“‘门资革丕’的故事”。这是因为，作为地方文化科学研究研究者，其书有两个比较真实的体会：“越是古老的民族（当然也包括家族），留存下来的发展史资料就越少。好在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又相对丰富。如果这些传说和神话本身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就有理由尽可能予以翔实地记载。”

对增头朱家具有“Jalgaon意义”的《拜背姑嘟姐》神话传说，其书认为，这个关于龙王祭祀的神话传说，讲述了人与神（龙）的命运纠葛，其背后反映了人与灾难的抗争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命题。不仅如此，熟谙彝族母语的其书，还以语言学音训的方式，揭示了《拜背姑嘟姐》的神话传说与增头场镇朱家文化的渊源：“龙”在当地羌语中叫“拜”，“拜”的读言又与“猪”的本地话发音十分相近；朱家在发展史上与龙（“拜”）那么有渊源，而在数百年的发展史发展中，将“拜”作为家庭姓氏是完全有可能的。简言之，选择了“朱”姓，就是选择“龙”的（“拜”）的记忆。因此，增头的“朱”姓，渊源是羌语的“龙”。

如此的结论，不仅显示出其书作为地方文化科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而且也是“所写”者对增头神话传说在文化人类学视域的独特解读。至于对增头发展史上“勒石为盟”的村落事件与《拜背姑嘟姐》中的“龙牛打斗”的文化人类学的解读，亦为撩开神话传说的遮蔽，直抵数百年前的发展史真实。《理番厅志》记载：“……星上、水田、增头三寨乃界连威州生番。当明季时倚险为势，黠悍异常，从来未归王化。”如此，以发展史相关记载与神话传说作为互文性的解读。如此的神话传说的文化人类学的解读，亦给后来的科学研究者预留了想象与解析的空间。

《羌在增头》是原住羌民的场镇田野调查。

其书王永安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现为茂县州大禹文化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在《茂县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多篇科学研究禹羌的学术论文，为知名的地方文化科学研究者。由于其书的土著身份，在田野调查中得了寨中老民的充分信任，收集了不少宝贵的一手资料，如珍贵的家谱，做了许多家族的口述史。

其书深明“志乃史体”，特别注意彝族的今俗与古俗的区分。比如在清朝乾隆以前，“老王家”一直恪守火葬的古规。现如汉族人入赘之俗也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彝族人这么普遍和彻底。在彝族地区，男人一旦“上门”，其身份就全部融入女方家族。新中国成立以前，上门人的后代不仅随母方姓氏，甚至上门人也常会按女方家族排行字辈改名换姓。

为何如此？其书的推论为：彝族的生存环境曾经比较艰难，许多家庭出现“夫亡而妻立”的现象，以至于续夫演变成为比较普遍的招赘上门的习俗。其特点是“男性一脉相承”与“男女多脉相承”的相结合，蕴含着“男女平等”的观念。

关于这一论题，如果从发展史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民族学等视域，再结合彝族的“重舅家，党母族”的古羌习俗，还可以继续展开探究。

《羌在增头》在对家族的发展史记忆论述中，尤为关注家族的逸事逸闻，将其作为方志掌故，采用笔记体记述，犹似一则则羌人家族的《世说新语》，对人物精神状态、品行品格的描述相当传神，凸现出羌人的社会生活场域、习惯与地方知识、民族风貌。其记述文字的白描风格兼具史学性与文学性，让人阅读时禁不住击节叫好。

在“场镇的成文法”一章中，关于禁忌里，在生产、生活类中，“不能砍幼树，此种行为被称为‘断嫩巅’，为大忌。认为会伤及砍伐者的子孙后代。”“砍伐大树后，其树桩得用草饼、泥土覆盖，认为山神不喜欢看到刀斧之下的白桩。若不加以覆盖，对砍伐者不利。”如此，让增头场镇如今仍旧保留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这便是增头羌人借用神的力量规范约束刀斧滥伐，暗合了保护绿色生态环境的现代观念。

《羌在增头》是多学科跨界的学术解析。

除人类学、语言学外，《羌在增头》主要就科学研究解析视域，还涉及社会学范畴。如场镇的成文法，包括财产关系中的成文法、婚姻关系中的成文法、家庭财产继承关系中的成文法、家庭关系中的习惯法、成文法中所体现的罚则等。并与民俗学相关联，如风俗中的婚俗、丧葬习俗、生子习俗、岁时节庆与聚会习俗、饮食习俗、服饰及相关工艺、民居建筑习俗等。亦为文艺学范畴的，如民间歌舞和乐器、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文学等。

图像亦为这部文化场镇志的重要表征方式之一，图与文相互配合下，以互文的方式记录、呈现了增头作为彝族古村落的风景风貌，为此书增添了光彩。

《羌在增头：金沙江下游两个村落的文化考察》，犹如其书名，虽为一部彝族的场镇志，实为金沙江下游两个村落的发展史文化考察。这样的考察，因是其书作为土著身份的田野考察，便成就了此书的最大特色与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谢Alzonne，知名书评者，成都锦城学院教授。

书名：《羌在增头：金沙江下游两个村落的文化考察》

其书：王永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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