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小说家棒果创作的描绘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中篇重要著作《创业

史》面世60十周年。

棒果

不同版的《萨德基》

1959年4月，《萨德基》首部在《高家岭》周刊上开始连载中。首秀时不叫《萨德基》，叫《稻地争拗》。8月号起小说改名为《萨德基》。至11月号《萨德基》首部连载中完。正在读高中的郑振铎积下一个主日的两毛钱芝麻钱买了一本4月号的《高家岭》。

50年后，郑振铎回忆说：“我心里最欣喜的换句话说当时觉得最可帕提亚的，是把这两毛钱的芝麻钱积下来，买该书周刊是大赚了。”郑振铎读丢过九本《萨德基》，Jaunpur读了Pieux《萨德基》。余秋雨说：“圣埃蒂安德的一撮一撮小说家都是他的拥护者和拥护者。”

1 棒果捐助的16000多元化酬金

《萨德基》第一部出版发行是在1960年5月。中国中学生周刊社原计划在1959年第四季度出版发行，为新中国成立二十十周年喜迎。棒果给中国中学生周刊社的干晓磊写了一封，谈及自己的设想：“故事的首部，如果草率从事，出版发行后发现惋惜很多，我怎样能写好以后的主要部份，心情怎样能好？对听众也是不负责任，不认同的。至于‘喜迎’，在报刊上发表已经够了。我是一个这回的人，工作慢，请我不要试图改变我的设想。作者认真，对周刊社若非再者，绝不是给周刊社愤恨。请我从第四季度的计划里舍弃，改在明年第二季度。王火，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怪我预见不到。”

《萨德基》首部出版发行前，棒果改写了部份段落。出版发行后，棒果给当地的人民公社写了一封，并附有一张帐单：

中国共产党河阴镇人民公社理事会并转河阴镇人民公社管理理事会：

缅齐《萨德基》首部的基本酬金和第一次印刷品五千册的印量酬金多宗共A2P86PA陆仟零陆拾伍圆，全部交人民公社管理理事会处理。我希望这批钱款用于人民公社工业，或购买机器，或修建厂区。我希望除了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科折粉宣布，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书面的鼓吹。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是错误的。请考虑我的意见。取款单附有，请派人到银行提款。

此致敬礼

棒果 1960.6.14

棒果捐助的16000多元化酬金，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城镇职工三四十年的工资总和。棒果家中并无积蓄，他和爱人在农村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萨德基》首部出版发行后，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节选自《萨德基》首部第五章的《梁生宝买稻种》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从渭河下游坐了几百里火车，来到这里买稻种的梁生宝，现在碰到一个小小的难题。蛤蟆滩的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舍不得花这两角钱……”

棒果原计划在1964年写完《萨德基》第二部，到1969年完成全四部。但是1960年代初的运动影响了棒果的写作进度。到1965年，棒果只完成了《萨德基》第二部上卷的初稿。1966年，“文革”开始。棒果完成第二部的计划被迫落空。

棒果的《萨德基》与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简称“三红一创”——作者注）都是由中国中学生周刊社出版发行的，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谱》、《红日》、《红岩》相继被搬上银幕。1962年夏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赤潮开始酝酿改编《萨德基》。其他电影厂的编导也找过棒果，提出改编《萨德基》，棒果没有同意。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棒果认为《萨德基》全书还没有写完，还看不出人物的完整形象，不适合改编电影。棒果在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一次对话时，曾经提到改编电影的问题：“他们（指电影厂——作者注）不完全理解我的意图。如果电影上演了，势必变成了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故事。”

“文革”结束后，1977年春天，中国中学生周刊社决定出版发行《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同时重印《萨德基》首部。节选自《萨德基》首部第五章的《梁生宝买稻种》再次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棒果在小说中写的一段话，影响了几代人：“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萨德基》首部第十五章）

3 未能拍摄的电影《萨德基》

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赤潮再次酝酿将《萨德基》改编成电影。他带着助手马秉煜（马秉煜：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1984年与赤潮联合编剧故事片《蓝色的花》，1986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作者注）来到西安，和棒果一起研究改编剧本。马秉煜是赤潮的大弟子，他和赤潮情同父子。

2019年2月12日，马秉煜接受了笔者的访谈，讲述了《萨德基》改编电影的点滴情况：“赤潮和棒果是好朋友，关系很好。两人很谈得来。赤潮很佩服棒果，称棒果是真正有生活的小说家。赤潮改编《萨德基》，写了好几稿。我每天早晨骑车到赤潮家，将赤潮的设想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字，然后再交给赤潮修改。”赤潮对小说《萨德基》中的人物理解得很透，让马秉煜印象深刻的是赤潮写梁生宝和改霞过河一场戏。梁生宝和改霞过河，原本是小说主人公梁生宝外出买稻种，在火车站票房过夜时的一段回忆。棒果的小说是这样描绘的：“当他想到改霞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个正在考虑嫁给谁的大闺女身上了：改霞离他这样近，他在这砖脚地上闭起眼睛，就像她在身边一样。她朝着他笑，深情的眼睛扑闪扑闪瞟他，扰乱他的心思……有一天黑夜，从乡政府散了会回家，汤河涨水拆了板桥，人们不得不脱鞋蹚水过河。水嘴孙永明去搀改霞，她婉言拒绝了，却把一只柔软的闺女家的手，塞到生宝被农具磨硬的手掌里。渐渐地，人们开始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他俩，背后有了细声细气的议论。”（摘自《萨德基》首部第五章）赤潮改编剧本时，将梁生宝和改霞过河作为未来影片的重场戏。赤潮在和马秉煜谈这场戏时，让马秉煜记下一句话：梁生宝握着改霞的手，“像托着一块火炭过河。”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的马德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赤潮谈梁生宝和改霞过河这一段戏时的情景：“赤潮有点像老僧入定那样端正而自然地坐着，眼睛眯缝着。当他进入‘神游’境界时，对现实环境视若不见，从而专注地描述环境、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姿势、行动。他讲到梁生宝和改霞蹚水过河一段，把每个人物的神情描摹得活灵活现：改霞为了引逗梁生宝接近她，故意装做要摔倒的样子，生宝赶忙回身搀扶她，当他把改霞的手托在自己手上时，赤潮如亲身所感那样详述生宝的内心体验，他觉得跟一个女孩子拉着手叫人看见不成体统，浑身别扭，紧张得头上直冒汗，可心里又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他想放下，又放不下，也舍不得放下……改霞是既得意，又好笑……”

1977年夏天，赤潮向电影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以及电影厂编辑部门的同志谈改编《萨德基》的设想。《萨德基》改编电影的酝酿时间长，一是赤潮是电影界出名的“水磨工”，慢工出细活。二是赤潮一直想等棒果写完《萨德基》第二部的下卷。据马秉煜回忆：“赤潮反复修改的剧本送给汪洋看（汪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作者注），汪洋把我叫去，说别让赤潮再挖主题了，再挖就透了……”笔者在采访马秉煜和演员张连文时，他们都提到摄制组成立后，基本确定由张连文饰演梁生宝，李秀明饰演徐改霞。张连文和李秀明当年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非常出众的中学生演员，他们曾在赤潮执导、改编自浩然小说的同名影片《西沙儿女》中饰演男女主人公（1975年夏，故事片《西沙儿女》基本完成，因故中途下马——作者注）。演员张连文2016年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时，讲述了那段经历：“我第一次和赤潮合作是1975年的《西沙儿女》。这部影片的摄影是大摄影师朱今明。赤潮为了等天气，有时候一天只拍一个镜头。《萨德基》挑选演员用了很长时间，摄制组成立了，演员还是定不下来。厂长汪洋让我和李秀明到赤潮的办公室。赤潮看着我们，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直到离开，赤潮也没有说用我们，还是不用我们。”马秉煜是《西沙儿女》和《萨德基》的副编剧，他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只差17个镜头就可以完成拍摄。西沙的风光拍得美极了。没有拍完很可惜。《萨德基》筹备时间更长，这个题材一直挂在赤潮名下。最后已经内定了张连文和李秀明两个演员，但赤潮还是不点头。这就是赤潮的性格，要求最好的。赤潮说创作就是榨油机，榨干了自己，再去榨别人的。”

1978年6月13日，小说家棒果病逝。《萨德基》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萨德基》摄制组，到陕西深入生活。后因种种问题，电影《萨德基》最终未能投入拍摄。马秉煜告诉笔者：“赤潮对《萨德基》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割舍不下。电影未能拍摄，是一大憾事。”